展望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新冠疫情前景未卜，世界经贸环境不稳定不确定性增大，国内经济循环面临多重堵点，重大风险隐患不容忽视。
但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有显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
有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有庞大的人力资本和人才资源，有持续释放的改革开放红利，有丰富的宏观调控经验和工具，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也不会改变。
国内风险挑战交织叠加
内需不足导致供需两端温差。当前，我国消费需求恢复缓慢、投资需求内生动力不足，需求势能减弱可能进一步向生产端传导，制约经济反弹高度，成为经济领域面临的重要挑战。
2020年9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同比增长8.2%，较上年同期提高7.2个百分点，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终端需求不振、产品销售不旺的问题。
供需不匹配背景下的供给恢复难以长期持续，企业前期订单耗尽后停产减产的可能性较大，需谨防供给需求“双萎缩”风险。
基层财政收支平衡难度加大。受疫情冲击、经济减速、企业效益不佳以及大规模减税降费等因素影响，地方财政收入增长明显放缓。
但疫情防控、民生保障等刚性支出仍在增长，部分基层市县“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已经出现压力。
此外，为应对疫情冲击，2020年地方政府新增债务4.68万亿元，较2019年增长51.9%。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快速攀升，化债支出和利息支出压力加大，地方财政收支平衡难度进一步增加。
潜在金融风险不容忽视。2020年前三季度，广义货币增速高出GDP名义增速9.5个百分点，总体杠杆率和分部门杠杆率出现反弹，金融机构坏账风险需高度重视。
中小银行风险加速积聚，城商行、农商行的信贷资产质量承压更大，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较大型商业银行更集中。
疫情之下企业主营业务下滑、收入回款变差，财务费用上升，导致现金净流入缩减，偿债资金来源减少，企业债违约风险将有所上升。
经济发展长期向好基础扎实巩固
超大规模市场加速释放新优势。随着相对有利的外部发展环境正在发生深刻改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正在对全球市场产生重大影响，逐步形成对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有力支撑。
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新优势不仅包含劳动力、消费、产业、创新、金融、物流、房地产等各领域，而且包括商品市场、服务市场以及要素市场等各方面。
新一代青壮年人口数量优势、强大消费市场优势、科技创新与技术产业化应用规模优势等将加速我国经济复苏进程，为疫情后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激发新活力。随着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扩大开放，我国加快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更大力度为各类市场主体投资兴业破堵点、解难题。
“放管服”改革深入开展，政府服务效能明显提高，创新创业蓬勃发展。我国营商环境国际排名显著提升，连续多年成为世界最具投资价值国家之一。
全面深化改革将在更广范围、更大深度、更宽领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激发市场活力、增强经济发展动力。
与此同时，尽管经济全球化遭遇逆风和回头浪，我国仍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
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大幅缩短外资准入负面清单，扩大服务业、制造业等领域开放。
积极搭建自贸试验区、自由贸易港、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进博会等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平台。改革开放红利充分释放将创造经济发展强劲动能。
宏观调控有力有效仍存新空间。自疫情发生以来，我国宏观调控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政策、产业政策等多角度为防控疫情、恢复经济做出科学判断、精准调度。
统筹好“立足当前”与“跨周期调节”的关系，为后续经济复苏发挥重要作用。不同于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实施超规模量化宽松政策。
我国央行资产负债表扩张相对温和，仍有进一步降准、减息政策空间，赤字率等财政主要指标明显低于同期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债余额占GDP比重处于合理区间。
未来，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在总量与结构上对稳定经济基本盘仍然具有较大调控操作余地。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综合协调性将进一步加强，在抵抗疫情冲击、稳定经济发展、促进结构转型、增强发展动力的过程中，实现宏观调控多重目标、多种政策、多项改革平衡协调联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