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如果不能根据20多年来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对这一战略思想进行补充和调整，其精神实质反而难以延续。在对外工作中“有所作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但离开了“韬光养晦”的衬托，也就成了无的放矢。
因此，需要重点重新思考定位的是“韬光养晦”的概念和提法。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似可成为与时俱进地发展“韬光养晦”思想的依据和思路。
第一，“韬光养晦”当年针对的是美国为首的西方，而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在当时是外交工作中压倒一切的重心。但今天我国外交有更宽广的视野、更复杂的情况、更多的合作伙伴和更多的竞争对手。
现时的国际挑战不仅来自作为竞争对手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也同时来自国际组织、境外的某些社会力量，以及看不见摸不着的功能性问题，中国与世界7《国际问题研究》2009年第5期国际问题研究201101 62如自然资源紧缺和生态环境恶化。今天，我们采取“韬光养晦”的战略来处理对美关系，仍有重要指导意义，但如果说要在处理同印度这样的大国、老挝这样的弱国时坚持“韬光养晦”，在金融动荡、气候变化的威胁面前讲“韬光养晦”，就缺乏针对性。
第二，“韬光养晦”在本是当年邓小平为统一党内高层认识而提出的一种指导思想，仅为少数决策部门和研究人员所知。但到了1996年前后，这一提法开始出现于国内报章，逐渐成为举世周知的公开想法。特别是近年来国外思想库和学者极为关注中国外交战略思想的调整，是否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
国内研究者为了阐释这一概念，也发表了不少公开论述。
“韬光养晦”这一汉语成语的原有内涵，是掩藏自身能力，不使外露，其外延是待有朝一日积攒到一定力量时再做图谋。虽不能说“韬光养晦”一词必然带有贬义，但无论如何重新诠释、重新翻译，都无法掩饰其引申出来的意思，即它是为了实现某种长远目标而在一个阶段内的为人处世之道。
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懂得韬光养晦的人，均是有雄心、有恒心、有心计的人。告诫自己或亲友要“韬光养晦”是好意，但跟别人说“我在韬光养晦”，或者说“某某人在韬光养晦”，都容易引起误解甚至反感。所以，邓小平只在内部讲话中提出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而不是将其作为对外宣讲的方针。
对于中国人来说，无论家事、公事还是国事，总还是要讲“内外有别”。
因此，将这一思想公开化并对其字面意义加以宣传，对内对外都有可能产生负面作用。对内的负面作用，在于经常听到的疑问———“中国已经强大了，还要韬光养晦到何时”，似乎它只应当是一个阶段性的思维方式。
对外的负面作用，在于它所引起的关于大国崛起的联想，即中国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也许能够卧薪尝胆、忍辱负重，但当信心和实力增强时，便会放弃韬光养晦，转而采取锋芒毕露的姿态和政策，一雪百年之国耻。我们不能一味责怪国内外舆论界曲解了这一概念，或做出了过多联想，因为将内部精神转化为对外宣示，本是可以改变提法的。
第三，当国际上关于“中国强大之后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国家”的疑问越来越大时，“韬光养晦”的解释力和说服力更为有限。“韬光养晦”一般都是指力量相对弱小、地位相对低微时的一种从容、自信而坚定的态度，一种着眼于长远的处世哲学。但是除了修身养性、加强自身实力以外，并不能从“韬光养晦”中明确看出价值取向、战略目标，以及争取达到目标的手段。
今天中国在世界上要什么，不要什么，与相对弱小的其他国家如何相处，在受到强权压迫时又如何反制，在重大危机面前如何应对，等等，都不属于韬光养晦的战略思想所能回答的问题。声言中国强盛之后还要继续坚持韬光养晦，对于国力相对弱小的国家来说有些难以置信；对于仍然强于中国的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来说，就有可能要怀疑到中国是否在掩藏自己的战略意图了。
为了一方面坚持韬光养晦的精神内涵，另一方面避免这一用语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在此提出两点建议。第一点建议是：不将“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作为一个公开的政策宣示，而将其精神更多地表述为“谦虚谨慎”（英文是modest and pru-dent）。
对内对外，“谦虚谨慎”都不含贬义，而且内涵外延都更为明确,也贴切地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中国政府、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在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中，在对外经济和其他各种业务活动中，在国外旅游、工作、学习中，都应当表现出谦虚谨慎的精神。
早在1956年，纪念辛亥革命45周年时，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但是要谦虚。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毛泽东在这里提出的思想，是中国对世界要有所贡献而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摈弃大国主义。
这在中国日益强大的今天，甚至比当年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2010年12月，国务委员戴秉国在提到“韬光养晦”时是这样说的：“国际上有些人说，中国有句话叫‘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猜想中国宣布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在自己还不强大的情况下施展的一种阴谋诡计。
其实，这是无端猜疑。这句话是邓小平同志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讲的，主要内涵是中国要保持谦虚谨慎，不当头、不扛旗、不扩张、不称霸，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思想是一致的。”戴秉国在这里也用“谦虚谨慎”来表述“韬光养晦”的内涵。
第二点建议是：更为准确地理解和表述中国的长远战略目标和发展方向。
戴秉国就此做出的表述是：“中国发展的目标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对内建立和谐社会，对外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也就是中国首先要对13亿中国人民负责，同时也对世界人民、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责，使中国发展的成果惠及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他还说：“至于说中国要取代美国、称霸世界，那是神话。
”
但是，有时我们也会听到关于我国发展目标的另一种思路和表述，那就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赶超”理想，比较典型的是上个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期的“超英赶美”。现在，又有人提出了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超越美国的国家发展目标。在一些人心目中，中国人建什么、办什么，都要做到世界最高、最大、最强、最贵、最豪华，实现同“美国梦”一样的“中国梦”，而且不认为“那是神话”。
且不论第二种目标和思路如果得到大张旗鼓地宣传，外部世界将如何对我们侧目而视，就我国的人口基数、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地缘条件、经济基础而言，再造一个美国式的超级大国，确实只是神话。现实的国家战略目标，不应该是超越美国，而应该是超越自己。这就是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国内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重质量而非规模，重民生而非政绩工程，重社会公正和谐而非激化矛盾，重实效而非各种各样的世界排名。
在国际上，我国的目标应当从说“不要什么”演进到说“要什么”；从追求力量的崛起，逐渐演进到通过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对世界做出贡献；从追求全球化进程中海外市场规模和资源需求的扩大，演进到促进市场规则和国际制度的完善；从追求强权世界中的多极化，演进到同世界各国共建法治、公正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方式。
当我国从人口大国、经济大国、政治大国演进到和谐大国、教育大国、科技大国、文化大国时，中华民族的梦想就真正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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